我国《物权法》对家庭财产关系的影响 龙翼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 龙翼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我国公民的家庭财产关系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为公民在婚姻家庭领域中财产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物权法》是调整家庭财产关系的基础性法律
  在中国,调整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的法律虽然有《婚姻法》和《继承法》,但《物权法》是调整家庭财产关系的基础性法律。《物权法》对于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对财产的共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这些相关的规定,都直接影响到公民个人在家庭关系中财产权利的实现。《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在家庭财产关系领域里,以夫妻财产关系为例,《婚姻法》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可以有三种情况,第一,法定的财产共有制;第二,某些情况下的财产属于夫妻个人所有;第三,允许夫妻双方对财产关系作出约定,既可以是把婚前财产约定为婚后的共有财产,也可以是把婚后的所得财产约定为个人所有,还可以约定夫妻双方的财产一部分为共有财产,一部分为个人所有财产。这样的一些规则,体现了《婚姻法》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方面既有法定性规则又允许夫妻双方在合法的前提下做出多样性选择。但是《婚姻法》对家庭财产关系的规定毕竟是相对简单的,而《物权法》在关于私人财产权的规定和财产共有权的规定,都比《婚姻法》的规定更为详细和更加具体。
  《物权法》关于物权公示制度的规定,对家庭财产关系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物权法》第十七条中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一般而言,某个不动产权属证书中关于权利人的记载与该项不动产的真正权利人应当是一致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不动产的真正权利人的名字都完全登记在了不动产权属证书上。由此,会导致在不动产交易过程中发生纠纷。在北京就曾发生过这样的纠纷:一位已婚的商人在房价较低的时候一次性购买了三套房屋,这些房屋的产权证都记载着他个人的名字,而没有他妻子的名字。从法律层面来说,他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买得的三套房屋,依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在夫妻双方没有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这三套房屋应当被视为夫妻的共有财产。显然这三套房屋的房屋产权证记载的产权人与真实的产权人是不完全一致的。当这位商人开办的公司遇到资金周转而不能为员工足额发放薪水的时候,他就把其中的一套房屋卖给了本市的另外一位居民,得款十五万元。买卖双方当事人共同到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了所有的房产交易手续,将该房屋产权证过户到了买受人名下。后来这位商人因患病去世,恰逢北京市的房产交易价格不断上涨。当这套房屋的价格涨到四十五万元的时候,他的妻子想买受人提出:“我丈夫生前把这套房屋以十五万元卖给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是他个人的一种单方的不合法的处分,是无效的。你要把这套房屋退给我,我把你交给我丈夫的十五万元购房款返还给你。”在遭到买受人拒绝的情况下,他的妻子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确认这套房屋的买卖行为无效。
  在这个案例的审理过程中,法官们对此案应当如何处理就产生了不相同的意见。有的法官认为,从婚姻法的角度来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所得的共同财产,尽管登记在丈夫一人名下,但妻子和丈夫应当是这套房屋的共有权人,夫妻一方无权单独处分这套房屋,因此,丈夫单方出卖这套房屋,侵害了妻子的共有权,其处分行为应属无效。而多数法官则认为,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买受人以合理的价格善意地受让了这套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此项房屋买卖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应当保护买受人的合法权益。至于丈夫生前单方处分了夫妻共有财产,应当由他赔账对妻子造成的财产损失,而不应当由善意买受人来承担房屋买卖无效的法律后果。
  对这个案件,法院最终是按照后者的意见进行处理的。《物权法》第七条对物权取得和行使的正当性作出了这样的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家庭成员在对家庭财产权利的行使时,难免会发生各种冲突和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来判断和处理某个家庭成员对家庭财产权利的行使行为是否遵守法律、是否尊重社会公德、是否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尚需制定一系列司法解释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
  在物权的保护方面,《物权法》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八条作了很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在涉及家庭成员财产权利的实现包括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以及离婚时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如《物权法》所规定的保护物权的措施,包括确认权利、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在家庭成员之间,如果发生了一方侵犯了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权利,而双方又处于财产共有关系之中,该如何来确定侵权一方对其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譬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未获得授权而将对方的个人生活用品卖掉,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法律问题:侵权一方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根据该条规定,侵权一方应当直接承担赔偿受害一方财产损失的民事责任,其赔偿费用应以其个人财产支付。如果侵权一方享有的能够用来承担赔偿损失的财产与受害一方的财产尚处于共有状态,那么,根据权利人的要求,可以将夫妻共有财产中属于侵权一方的部分先行分出,然后再由侵权一方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务操作中仍是有很大难度的。

二、《物权法》的具体制度对于家庭财产关系的影响
  《物权法》中规定的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和占有制度的相关规定是适用于调整家庭财产关系的。其中财产所有权制度和用益物权制度对家庭财产关系的影响尤为重要。

(一)《物权法》规定的所有权制度与《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共有制度的法律适用
  在所有权制度里,《物权法》规定了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同时也规定了财产共有关系。这些规定对家庭成员财产关系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均会产生直接影响。首先,《物权法》在第六十四条和六十五条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私人合法的储蓄和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合法权益。根据这些法律规定,上述财产只要是合法所得,都可以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并受法律保护。但是上述法律规定所使用的公民个人一旦成为婚姻关系的主体,其个人财产便可能受到《婚姻法》的特别约束。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工资、资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其他应当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物权法》和《婚姻法》对上述财产的归属所做出的规定似乎是有矛盾和冲突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婚姻法》对出与婚姻关系之中的公民个人财产所做出的法定的共同共有的规定是属于特别法的规定。根据《物权法》第八条规定:其它相关法律对物权变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婚姻法》对于夫妻财产共有关系所做出的规定,其立法理由在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们所取得的财产在用途上首先应当满足维系婚姻家庭关系的客观需要,如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等需要。因此,《物权法》对于私人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私人合法的储蓄和投资及其收益应当归属于私人所有的规定与《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婚后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的规定是不矛盾的。但是,这种不矛盾的认识有可能会在具体案例里出现一些法律冲突。
  前不久,某地的人民法院判决了一个离婚案件,其中对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所做出的判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案中的男方在结婚之前参与投资设立了一家公司,并持有该公司25%的股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公司经营效益很好,给投资者带来了高额的收益。 审理该案期间,女方要求法院确认男方持有该公司25%的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应将该部分股权依法进行分割。男方不同意女方的诉讼请求,其理由是他对该公司的股权是在结婚之前由其投资所形成的,同女方没有关系,法院应当驳回女方要求分割他持有的公司股权的诉讼请求。该地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男方持有该公司25%的股权属于男方婚前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男方持有的该公司25%的股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据此,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女方要求分割男方持有该公司25%股权的诉讼请求;判令男方将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其持有的25%股权所产生的收益的一般支付给女方。应当认为该人民法院对此案所做出的判决是正确的。类似这样的案例已日渐增多,处理这类纠纷必须协调好《物权法》和《婚姻法》的法律适用问题,即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正确适用法律。
  20世纪9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曾针对夫妻共同财产问题做出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夫妻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不动产婚后经过八年、其他贵重的生活资料婚后经过四年,即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这项司法解释的出台是有其客观的时代背景的,突出强调了夫妻个人财产对维持婚姻家庭生活的重要作用。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1980年通过的《婚姻法》做出了修正。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夫妻一方所有。根据此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较长而转化为婚后的夫妻共有财产,除非双方在婚后另有约定将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归属双方共同所有。这一规定是符合民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立法精神的,它事实上废除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物权法》第九十三条到一百零四条做出了关于供有关系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内容与修改后的《婚姻法》关于家庭共有财产关系规定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还应该看到《物权法》的个别规定会导致《婚姻法》的某些规则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而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双方是否可以约定婚后所得财产为按份共有,这是《婚姻法》的空白地带。我认为,可以对《婚姻法》的第十九条规定增加如下一项规则: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由双方按份共有。
  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夫妻一方因实施了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依法应当以夫妻共有财产承担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依法应当以夫妻共有财产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夫妻双方采取协议离婚的方式将夫妻共有的财产全部或绝大部分约定归未实施侵犯行为的一方,而把债务全部留给了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一方。对这种采取协议分割夫妻共有财产以逃避债务的行为,应当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加以处理。《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中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债权人可以依照《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向采取了前述逃避债务行为的原夫妻双方主张连带债权。我认为,《婚姻法》在今后修改时应当增加相应条款,对夫妻双方以逃避债务为目的采取协议离婚方式将夫妻共有的财产全部或绝大部分约定归未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的行为确认为无效行为,以制裁他们实施侵害第三人债权的行为。

(二)《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制度所涉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物权法》中规定的用益物权制度,涉及到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其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特别重要的。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农村家庭成员离婚时可否将其承包的土地份额分割出来。《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全体家庭成员均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这种承包经营权,它所对应的具体土地在实物形态上是不分割的。但是,在遇到家庭成员离婚的时候,就会出现如何分割原共同承包的土地以实现家庭成员的承包经营权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户农村家庭有三代人,五个家庭成员共同承包了十亩土地。当儿子与儿媳离婚后,儿媳要求把她承包土地的份额分割出来单独经营,但是遭到了她丈夫和公婆的反对。在这种冲突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儿媳通过当地的妇联组织向当地的县国土资源管理局提出行政调处的要求。该县国土资源管理局认为:每个农户的家庭成员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是:当其承包的土地被征收的时候,土地补偿款是否应当给没有家庭成员平均分配?某些地方曾发生过这样的纠纷:一些出嫁的妇女在结婚之前和父母共同承包了农村的土地,当这部分土地被征服征收以后,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分配征地补偿款时,拒绝发给出嫁的妇女。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该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关于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款和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的规定而获得相应补偿。目前,广东省已经颁布实施了相关的地方法规,其中对于出嫁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遇到土地被国家征收时如何给与补偿问题做出了特别的保护性规定。我认为这样的规定本身与《物权法》的相关的规则也是一致的。
  关于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问题,《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至一百五十五条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当代中国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由特别法专门予以规定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只能是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但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死亡以后,其生前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在该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的所有权,能否由其在城市中生活的继承人继承?我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生前享有的房屋所有权属于公民的私有财产,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可以由其生活在城市中的继承人加以继承;同理,继承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生前享有的房屋所有权之后,该继承人便同时享有了该房屋所赖以存在的宅基地使用权。我建议,在修改《土地管理法》时,应当增加下列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死亡以后,其生前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和该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的所有权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由其继承人继承。

* :杨大文、龙翼飞主编:《婚姻家庭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150页。